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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兴，地处长江下游苏浙皖三省之交的中心腹地，东部是烟波浩渺的太湖，南部是天目山余脉，群峦起伏，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宜兴历史悠久，古称荆溪、荆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阳羡县，是我省少有的几个秦县之一,汉代以前多属会稽郡、吴兴郡，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因表周王己三兴义兵之功而扩改为义兴郡，隋唐以降则多属常州府，宋时避太宗讳而改称宜兴(参见明万历十八年《宜兴县志》卷一・沿革，以下简称《万历志》)，一直延用至今。宜兴山清水秀，风光诱人，善卷洞、张公洞、玉女潭和南山茶园、万顷竹海等自然胜景，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不少文人雅士。宜兴物产丰饶，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有近7000年的制陶历史，中唐代以来一直是皇家的贡茶产地，发端于宋、兴盛于明的紫砂陶举世闻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底蕴深厚的人文背景,奠定了宜兴在我国茶业、茶政和茶文化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宜兴种茶起源的几个传说 

    1、南山白蛇衔种的传说。在宜兴历代的志书上，都沿袭记载了这一传说：相传在铜官山麓南岳寺旁有一泉眼，叫卓锡泉或珍珠泉，泉水清冽异常，大旱不竭，唐时寺内有一个叫稠锡的禅师常用这种泉水烹煮桐庐茶。不久有白蛇口含茶籽于寺旁，从此滋生蔓延成茶园，制成的茶叶称蛇茶或南山茶，品质特佳，享有盛誉，从此蛇种茶也成了名茶(参见清雍正三年《重刊宜兴县志》卷一・第20页，以下简称《雍正志》)。后又荐贡给尚方，故“时人争致，官府征需，无艺寺僧苦之” (参见《明志》卷一・泉)。 有关“白蛇衔种”的传说，后人也有较多的题咏，说明这一传说在当地甚至当时文人圈子里还是颇具知名度的，如宋代诗人郭三益《南岳寺题壁》云：“古木阴森梵帝家，寒泉一勺试新茶。官符星火催春焙，却使山僧怨白蛇”(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宋代周必大《胜果寺咏阳羡茶泉》云：“听经日到斑斑虎，献茗时来白白蛇”;明代马治《阳羡茶》云：“蛇衔颇怪事，凤团虚得名” (参见《万历志》卷一・寺庙)。据后人推断，这实质是讲的野生茶树，树龄愈老，其味愈厚，自然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喜爱（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生活在中唐时代的陆羽实际上也是非常推崇野生茶的,他的《茶经》卷上“之源”中就有“野者上，园者次”一说，时至今日，地道的宜兴“野山茶”还是爱茶人趋奉的稀罕之物。 

    2、茗岭汉王艺茶的传说。在宜兴南部山区流传着汉王在茗岭一带“课童艺茶”的传说，说的是西汉末年，汉王刘秀参加绿林军，战败逃命，流落宜兴山区，在茗岭 “课童艺茶”，从此宜兴才有茗岭茶（参见西安地图版《无锡地名》293页）。明代周高起的《洞山舨柘怠芬布窃毓“汉王茗岭种茶”的传说（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4页），当然这种传说至今没有找到更多史实依据，很难认定这一传说究竟源于何因。明代宜兴志书对茗岭一地的由来没作任何解释，清代志书载：“茗岭山一曰闽岭，在县西南八十余里，山脊与长兴分界 [原注：宿茶神，俗误刘秀庙] 。旧多茶，较离墨优胜……”（参见《雍正志》卷一・第5页）。说明刘秀流落宜兴一说早有所传，但清代官方就认为是民间误传，而认为是“茶神”曾宿茗岭。明清志书也都记载了宜兴山区祭山、赛茶神的习俗。一曰：茶户以谷雨日县官祭赛南岳后，入山采茶，俗谓开园（参见《万历志》卷一・民事）。另一曰：茶户以谷雨日赛茶神，入山采茶，俗称开园（参见《雍正志》卷一・第51页），由此可见，赛茶神这一山区习俗是由祭山这一官方行为演化而来，而所祭祀的位茶神是究竟谁，志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根据对许多茶史研究资料和宜兴志书的比照，笔者认为这位“茶神”应该是陆羽（关于陆羽在宜兴的足迹参见本文第二节），因为在茶史上能称为“茶神”的只有陆羽。也有志书载称茗岭一带所祭祀的是叫“柳宿（与刘秀同音）”的茶神，“茗岭，产佳茗。俗称闽岭，乡音误也。岭有庙祀柳宿，柳主草木，为茶神也，俗误刘秀，赤帝之孙，祀主鹑火。茶神之赛几与刘伶酒帝同著于刘之天矣。又有泉出于庙后，澄停石上，可就饮而不可汲取，泉旁产茶，名庙后茶”（光绪八年《宜兴荆溪县新志》卷一・第10页，以下简称《光绪志》）。这段文字看似严谨，实则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所谓柳宿，是二十八宿之一，传统意义上一般用来指示方位或者古代用以描述地理分野，用于指神，令人费解。特别是将其与“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相提并论，逻辑上更难以理解，刘伶是西晋建威参军，与刘汉天下相距约有百年,再者,晋代“赛茶神”之说未见诸任何记载，即便到宜兴茶入贡的唐代,地方志书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谓“茶神之赛几与刘伶酒帝同著于刘之天”，这话明显与史实不符，由此可以推断,祀柳宿为茶神当是时人杜撰。当然也有后人认为“卢仝曾隐居洞山，种茶于阴岭，因此宜兴西南的一座山才得名茗岭，岭南即为长兴之罗簟保ú渭顾景舟著《宜兴紫砂珍赏》28页徐秀棠《阳羡茶事》一文）。卢仝是河南范阳（今济源一带）人，是唐代除陆羽之外的第二位喜茶之人，因此，卢仝也写下了许多关于阳羡茶的诗篇，如《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云：“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怀金鹅山人沈师鲁》中云：“君家山头松树风，适来入我竹林里。一片新茶破鼻香，请君速来助我喜”（参见《雍正志》卷九・第10页）。但这仅仅只能说明卢仝和宜兴茶、宜兴人有过关系，无法说明卢仝就到过宜兴或者寓居、隐居宜兴。大家知道，阳羡茶在唐代名重一时，卢仝喜欢宜兴茶也是合情合理的。宜兴历代志书和有关记载卢仝史迹的资料都没有讲到卢仝隐居宜兴。当然，卢仝确实隐居过，但正史云“隐少室山”，“后因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祸”（参见《全唐诗》卷388，诗人小传）。 

    3、枭山潘氏兄弟识茶的传说。历代宜兴县志在记载“坛庙”的章节中，都说到枭山庙、潘山庵、青口庙、潘神庙等，而这些庙庵的来历都与潘氏兄弟最早识茶的传说有关。《重刊宜兴县旧志》云：“旧传潘氏三兄弟游北山（一说湖父颐山），指一草云：此可为茶。烹（一说采）之信然。人以为神，为立庙。”说是潘氏兄弟在宜兴湖父（唐代宜兴贡茶的主要产地）山中游玩过程中发现了宜兴茶，并为当地百姓认可，广为采摘、饮用，**潘氏兄弟三人被当地人奉为土神（ 参见《万历志》卷一・僧庵；《雍正志》卷二・第42页；《光绪志》卷二・第10页）。最早记载是说这庙始建于“元嘉靖年间”（嘉靖年在明代），说明在宜兴茶叶非常知名的唐代还没有这一传说，在诸多有关宜兴茶的唐代乃至宋代诗文中也从未看到过类似记录。也许这是当地百姓在宜兴茶日益衰微的过程中，对往日贡茶盛况的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罢了。当然，事情也许确实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宜兴地处吴越之交，历代多遭兵燹，因此宜兴茶业也随之兴衰不定。如在道光年间宜兴有茶园2929亩，经过太平天国，到光绪年间只有496亩。太平天国以后大量温州、台州人移居宜兴，而且大都居住在南部山区（ 参见《光绪志》卷三・第2页，1990年《宜兴县志》第185页），据说是一位叫杨虎的人带领温州人，首先恢复宜兴的茶叶生产，他去世后，人们也曾立庙纪念，因神像为红面，故称其庙为红庙（今宜兴丁蜀镇西）（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1页）。红庙所在地和传说中的潘神庙所在地相距约3-4公里，两者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不得而知。当然，从有关红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立庙祭祀某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成仙得道，也可以是这个人为后人作出过贡献，也许潘氏兄弟确实为宜兴茶业的发展作出过特殊贡献呢？ 

    二、唐代及唐代以前宜兴茶的名声和地位 

    1、早期有关宜兴茶的记载和声誉。陆羽在《茶经》卷下“之事”中曾引用《桐君录》中“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之说（《桐君录》一书全名《桐君采药录》，已佚，该书成书于东汉末年。参见《茶经》），这里所谓的晋陵是常州的别称，而自古以来常州辖区内多产茶的仅有阳羡。当时所谓“出好茗”，并不是说生产好茶或者种植好茶，应该是指出产野生茶，因为当时的茶叶是和其它草药并列的。由此可以推断，阳羡产茶在公元220年前（约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有相当的名气了。另外，陆羽引用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F（茶的别称）”（参见《茶经》）。山谦之所记述的是三国两晋时期的茶事，而三国时期，阳羡属吴兴郡，郡治就在乌程（今浙江湖州一带），两晋时期，晋怀帝为表周王己“三兴义兵”之功，在永嘉四年（310年）置义（宜）兴郡，现在的浙北长兴一带就属义（宜）兴郡（ 参见《万历志》卷一・沿革）。三国孙吴时代，孙权一直在阳羡当政（ 参见《万历志》卷三・职官），而且颇有作为，后来的吴主孙皓也曾封禅阳羡国山，“国山在县西南五十里……本名离墨山”，“孙皓时封之，改名国山……”（ 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另外又载“离墨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山顶产佳茗，芳香冠他种”（ 参见《雍正志》卷一・第8页），“离墨亦多产茶，离墨红筋茶为阳羡真种”（参见《光绪志》卷一・第44页）。种种记载表明，当时的宜兴与孙吴王室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当时宜兴的野生茶产量足够的话，被列为御茶不是没有可能的。后人也因之附会有 “国山苑茶”一说 （参见徐风主编《名人笔下的宜兴》509页），但缺少一些史实依据。在东晋、南北朝200多年中，关于宜兴茶的记载非常少见，按理不会差于三国时期。特别在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之风，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魏晋后，天下骚乱，文人学无所用，渐兴清谈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东晋名士、司徒长史王骶褪且晃话茶之人，士大夫戏称与其饮茶为“水厄”。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之风的工具；在文人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茶文化在的生长和发展时期，完全有理由相信宜兴茶的地位和名声不会很差。 

    2、唐代李栖筠、陆羽和宜兴茶的成名。到了唐代，阳羡茶成为了誉满天下的名茶，史称“阳羡贡茶”。阳羡茶一夜成名的背后有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碑刻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守常州时，有山僧献佳茗，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阙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 （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29，参见《万历志》卷四・贡课）。常州、宜兴和湖州、长兴的史志及许多后人所著的茶书都有类似记载，源头也都出于《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这段文字提到与宜兴茶密切相关的两位历史人物，李栖筠和陆羽。李栖筠(719-776年)，字贞一，赵郡(今河北省赵县)人。天宝进士，在肃宗时曾任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等职。约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出守常州，大历三年(768年)迁苏州刺史。许多地方说宜兴茶在唐肃宗年间（756-761年）就被列为贡茶（参见1990年《宜兴县志》第3页），似无更充足的依据，确切时间应该是唐大历年间(766年左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长兴是唐代贡茶的发源之地，其实湖州长兴顾渚山所产紫笋茶到大历五年（770年）才与阳羡茶同列贡品，原因是阳羡茶产量不足。“顾渚与义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逐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770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参见《嘉泰吴兴志》卷十八）。 

    阳羡茶成为贡品以后，李栖筠为方便修贡，就在罨画溪旁（距今宜兴市湖氵父镇西约一里许）建起茶舍，每年采制进贡的万两茶叶就在这里修贡，“茶舍，旧在罨画溪。去湖氵父一里，唐李栖筠守常州时……遂置舍，岁贡万两。盖阳羡茶制贡始羽一言，而舍不存矣”（ 参见《万历志》卷十・古迹）。另有史志记载：“李栖筠……置舍洞灵观，韦夏卿徙兹地。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置的乳茶，号京挺，乃罢贡”（ 参见《雍正志》卷九・第6页）。以上两段记录表明，李栖筠所筑茶舍实是由洞灵观（今宜兴张公洞附近）改建而成，否则就没有赵明诚《金石录》中“重修茶舍”一说了。所修茶舍实际上是季节性的制茶场所，也是供当时负责修贡的官员暂住和临时办公之地，李栖筠《春日题山家》诗云：“偶与樵人熟，春残日日来”，“燕静衔泥起，蜂喧抱蕊回。嫩茶重搅绿，新酒略炊焙”（参见明嘉靖《荆溪外记》卷四），这首诗表明当时李栖筠他们在春季是住在山区一段日子的。唐大历五年(770年)在长兴顾渚山建起了规模宏大、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并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除朝廷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参见《嘉泰吴兴志》卷十八）。从此宜兴和长兴每年修贡时，常湖两州有关官员就在两县之交的啄木岭境会亭“相会”（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唐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夜闻贾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正是描述的此情此景，诗云：“遥闻境会茶山夜， 珠翠歌童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 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对舞应争妙， 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 蒲黄酒对病眠人”。顾渚焙贡建成以后，宜兴茶舍逐渐荒废，故唐许有谷《题旧茶舍》诗云：“春山无草不芬香，一茗何烦荐尚方。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参见《万历志》卷十・古迹）。后来，晚唐著名诗人顾况就曾寓居在宜兴茶舍（ 参见《雍正志》卷八・第51页）。 

    与宜兴茶密切相关第二位历史人物就是茶圣陆羽。陆羽（约733―804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是中国茶学的创立者，世人尊称他为“茶圣”、“茶祖”、“茶仙”、“茶神”，所著《茶经》为世界上**部茶书。据《茶经》记载：“常州义兴（宜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与荆州（湖北江陵县）、义阳郡（河南信阳）同；生圈岭（宜兴）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安徽安庆一带）同”（ 参见《茶经》卷八）。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陆羽对阳羡茶各具体产区情况非常熟悉。陆羽隐居浙西，实际是“言隐而不隐，居也不久居”，经常与“名僧高士，谭宴永日”，不时周游名山大川，频频更址迁寓，在公元760年至784年这段时间中，陆羽除在湖州的长兴、武康各县外，在余杭和江苏宜兴、丹阳、苏州等地，都有其活动交往线索。由此可以推断，陆羽在浙西隐居的这一段时间，经常到宜兴茶区活动是肯定无疑的，由此也有人认为他曾寓居于宜兴，但宜兴历代的志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些学者依据陆羽晚年和他的好友诗文考证后认为，陆羽隐居浙西的**寓处应该在宜兴。在唐朝侨寓宜兴的人物中，不仅查找到了与陆羽情笃的皇甫冉（曾任无锡县令）曾置寓宜兴的记载（ 参见《雍正志》卷八・第50页），还直接找到了陆羽和皇甫冉之弟皇甫曾交往的诗文，如皇甫曾《送陆鸿渐南山采茶》一诗云：“千峰待逋客，重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罄一声”（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过去学界不知此诗作于何处，现在我们有足够依据表明此诗为皇甫曾在宜兴所作。另外，和陆羽交情堪笃的高僧皎然有酬陆羽的一诗叫《赋得夜雨滴空阶，送陆羽归龙山》，据一些学者查考，乌程（今湖州）境内并无龙山(参见舒玉杰著《茶圣陆羽・坎坷人生》一文)，而历代宜兴史志都载有：“龙山，在县南五十里，下有武陵洞”，“武陵洞一名西施洞，在龙山下，去湖氵父十里。有石乳凝结，若幢幡羽盖状，及泉瀑飞注，榛莽蒙密，人迹罕到”（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 参见《雍正志》卷一・第13页）。皎然诗中所指的陆羽龙山寓居，应当是宜兴的龙山。另外,唐代诗人孟郊有《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其中有“惊彼武陵状，移归此岩边”的诗句，有的文章将孟郊的“惊彼武陵状”之句，释作《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所见的桃花源，实则有误.孟郊是湖州武康人，五十后举进士任宜兴邻县溧阳县尉，他访问过陆羽龙山寓处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孟郊有如上经历，诗中“武陵状”还不如释为“宜兴龙山武陵洞寓处的风貌”更合情理(参见舒玉杰著《茶圣陆羽・坎坷人生》一文)。陆羽后期在宜兴隐居期间，他的“缁素忘年之交”――皎然上人曾追寻他的行踪，前往宜兴君山访问他，并作《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诗：“应难久辞秩，暂寄君阳隐。已见县名花，会逢闱氏粉。本自寻人至，宁因看竹引。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最赏无事心，篱边钓溪近”（参见《全唐诗》卷817）。皎然这首诗语意比较明确：他为了寻访陆羽，先去拜访了常州义兴县权县令府第，才打听到陆羽在君山乡的具体地址，然后他们一行数人来到君山寻访陆羽，他们却被沿途的幽美风光的青翠奇异的竹林所吸引，真是赏心乐事，美不胜收，但最终被修竹引到了陆羽的“青塘别业”。皎然等人，风尘仆仆，前来看望，故友重逢，这今陆羽非常欣喜，以君山新茶来招待皎然等挚友。而皎然的诗明确点出了当时陆羽所在的“青塘别业”是在(义兴)君山之阳，罨画溪之畔。这一带也正是宜兴历史上产茶的核心区域。皎然在诗中还对陆羽饶有风趣地说：你的所在环境固然幽美，屋绕白云，门对青山，临近钓溪，占尽春光，真是赏心乐事之所，但亦不宜久留，只可暂居一时吧？皎然诗中的所谓“青塘别业”，应当是陆羽在义兴县君山罨画溪一带访茶、品泉、垂钓，抑或协助义兴茶舍试制贡茶活动期间建造的临时简易草庐。 

    综上所述，阳羡茶的地位曾得益于陆羽，也吸引了陆羽。阳羡茶因陆羽而扬名于当朝宫廷和民间，阳羡业茶也为陆羽的不朽著作――《茶经》增添了可贵的实例和浓重的笔墨。我们知道，唐代也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当时的许多诗人名家都与宜兴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杜牧、白居易、卢仝、皇甫冉、陆龟蒙、陆希声、张藉等，都写下了有关宜兴茶诗篇（见附录）。特别是仅次于陆羽的第二位“茶圣”――诗人卢仝，写下了“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咏茶名句，从此，阳羡茶名重一时，誉满天下。 

    3、宜兴贡茶和唐代茶政。也正是在李栖筠、陆羽等人有意或无意的推动下，李唐王朝从此形成了一整套的茶政制度。其中对宜兴、长兴等地影响**的就是“贡茶”制度。首先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如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等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其次是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最为著名的就是顾渚贡焙（参见浙江在线《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唐代贡焙制度的实质就是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农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锁，危害甚烈。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岁贡阳羡茶万两”（参见《万历志》卷四・贡课）。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山，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情状正如湖州刺史袁高诗中所云：“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参见明嘉靖《荆溪外记》卷四）。袁高和杜牧一样，都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相对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也有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拜章期沃日，轻骑疾奔雷。舞袖岚侵湿，歌声谷答回，磬清藏叶鸟，雪艳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树荫香作帐，花径落成堆……” （参见《万历志》卷一・山川）。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正如唐僖宗年间常州刺史王积《贡阳羡茶感》所云:“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参见《常州志》，引自《全唐诗》卷795）。当然，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宋元时期宜兴茶的进贡和普及 

    1、宋代宜兴茶叶进贡和当时茶政。唐代以后，随着王朝的更迭的都城的变迁，宜兴茶的地位也随着不断变更。在南唐保大四年（９４６年）春“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 阳羡茶“始罢贡”（参见《雍正志》卷三・杂税）。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样，仍以顾渚为焙和以顾渚紫笋入贡，太平兴国二年，在北苑正式“始置龙焙”，贡焙才正式由顾渚改置北苑。《北苑茶录》曰：“太宗太平兴国二年，遣使造之。”如宋人葛常之所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转引自国学网宋本葛立方《韵语阳秋》）。到宋代，因宋朝王室更重视建州茶，也就是如今的闽北建瓯一带的茶，宜兴及附近地区的茶在王室中地位有所下降。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与宜兴的距离更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把贡焙移至建州呢？这主要是气候因素。因为北宋适值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车，顾渚贡焙采造的贡茶，不一定能及时在清明前如数贡到。而这时北苑的茶叶，距京城的路途远则远，但清明前能保证如期进献到开封，自然也只好把贡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正如宋范仲淹诗句所反映：“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参见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2《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正是这些自然历史原因，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南方地区茶叶的发展。 

    宋代的茶政因习晚唐的“榷茶”制度，也就是对茶叶实行专卖制，并对所有茶农实行严格征税。宜兴县旧志记载，宋时县令李若谷“官市湖氵父茶，岁约户税为多少，率取足贫下。若谷始置藉备勾检茶。恶者旧法没官，若谷使归之，民许……”（参见《万历志》卷三・名宦），说明当时对茶农征税开始比较粗放，李若谷开始逐户检茶，对茶农采取比较宽松合理的税收额度和办法，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好评，后升迁至“仁宗相”（参见《万历志》卷三・名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宋代在宜兴一带废除贡茶制度后，茶叶生产和经营仍然是宜兴南部山区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 

    2、宜兴茶和宋代文人墨客。入宋以后，整个中国的茶叶生产和饮用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团、饼一类的紧压茶为主转变为以散茶为主。宜兴、长兴就和江浙其它产茶地方一样，渐渐“不复研膏”，转为专门生产草茶了，所谓草茶就是指的散茶。当时的宜兴茶尽管不为宫廷所重视，但在文人雅士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大文豪苏东坡与宜兴才子蒋之奇有同榜之谊，在琼林宴“坐相接，遂约卜居阳羡”。在任湖州刺史期间，与宜兴联系较多，后又被贬，上表卜居宜兴得允（参见《万历志》卷八・侨寓）。从此他与宜兴的茶和茶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宜兴茶文化和紫砂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在宜兴留下了许多关于茶的诗篇。苏东坡有诗云：“柳絮飞时笋箨斑，风流二老对开关。雪芽我为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参见《苏轼诗全集》卷六）。“雪芽”两字就反映了当时宜兴所产的茶是散茶，而且名声、质量非常出众，否则也不会吸引苏大学士了。苏东坡在宜兴蜀山办书院期间，爱用玉女潭中的泉水泡茶，便与金沙寺僧互置水符，以确保能饮用地道的山泉水。其诗云：“余爱玉女洞中水，既置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金沙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欺谩久成俗，闹市有弃]……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参见《万历志》卷九・五言诗）。大思想家朱熹一生也酷爱饮茶，长期居住在福建武夷山地区（建州产茶的核心区域），他对宜兴茶也颇为欣赏，曾作《茗岭春芽》诗云：“茗峰千仞产灵芽，滴露烹泉处士家。读罢楚骚喉吻渴，漫贪七碗操梅花”（参见宜兴《徐氏宗谱》卷十一）。宋代梅尧臣对宜兴茶和紫砂十分喜爱，有《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云：“天子岁尝龙焙茶，茶官催摘雨前芽。团香已入中都府，斗品争传太傅家。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吴中内史才多少，从此莼羹不足夸”（参见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五）。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茶史资料记载，宋代的饮茶方法得到了较大改进，由原来的煮茶改为冲饮，使得饮茶大为方便，因此也使饮茶很快流传于民间，饮茶之风逐渐成为所有中国人的一种习俗。此间，宜兴的紫砂茶具也与宜兴茶一起，很快在文人雅士中间流传，并逐渐走进每个普通家庭。 

    3、元朝宜兴贡茶及其他茶事。在元代，宜兴茶在宫廷王室中的地位较宋代有所改变。元朝的贡焙，仍设在建瓯。可能宜兴一带加工的茶叶，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原因，元朝在贡茶院外，又在顾渚改置了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据记载：“磨茶院：即贡茶院，在顾渚山水口镇”（参见《乾露长兴县志》）。顾渚磨茶所和唐朝的贡茶院一样，也兼管宜兴的贡茶。志书载元代每年“贡荐新茶九十斛，岁贡金字末茶一千斛，茶芽四百一十斛（按宋时度量衡计算，1斛为5斗合现在的33.5升）”（参见《万历志》卷四・进贡），应该说元代宜兴茶进贡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元朝在沿袭唐宋的贡茶制度以外，对茶叶也采取了专卖制，对所有茶农实行较严格的专门“课税”，并在茶叶产区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茶园提领所。据宜兴志书载：“批验茶引所在张渚镇，元初设，时名茶园提领所”（参见《万历志》卷二・公署），据此可知，元代尽管历时不长，但在茶政管理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从此在茶叶产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 

    元朝进贡的宜兴茶主要是一种“金字末茶”，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茶？这在后代几乎无人论及，从宜兴产茶的实际情况看，笔者猜想很可能是一种散的红茶。宜兴历史上曾出产一种叫“离墨红筋”的发酵茶（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第10页），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发酵的茶叶，这种茶与今人加工生产的红茶在工艺上只有一步之遥，从“金字末茶”四个字的字面理解，极有可能是当时利用生产**贡茶后的“剩余料”经发酵后生产的红碎茶。 

    在元代文人学士的眼中，宜兴茶同样也是大家追捧和欣赏的名贵之物，这在元代诗文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如元代诗人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云：“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诗人谢应芳《煮茗轩》云：“聚蚊金谷任荤膻，煮茗留人也自贤。三百小团阳羡月，寻常新汲惠山泉” （参见顾景舟著《宜兴紫砂珍赏》29、31页）。元代宜兴籍诗人沈贞也曾作《归茶山》诗。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无论是宜兴的散茶“雪芽”，还是饼茶“阳羡团月”，在文人中间还是非常知名的。 

    四、明清时期宜兴茶业和宜兴贡茶终结 

    1、明代宜兴茶叶进贡和当时茶政。明代以来，宜兴茶依旧是贡品，进贡方式与前朝比没有多大改变。明清宜兴志书载：“洪武十年岁贡芽茶四十斛（按明清时期的度量衡计算，1斛为今天的50升），叶茶一万三千斛”，万历间“荐新细芽茶一百斛”（参见《万历志》卷四・进贡）。“后按额裁减止进芽茶八十斛，南京礼部二十斛，各茶户办纳”（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3页）。就数量而言，明初贡茶对宜兴还是一项沉重负担，同时，贡茶的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清代志书在追记前朝进贡时云：“每岁谷雨前一日，县官祭山神开园，择取入篓。自县启程，赴司府验明，候布政司拜表发解到部，例有定限。明时于里甲内签点，解户四名，遵限解交礼部，掣取批回。”（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3页）。可以想见，进贡一事，无论是对地方官员还是对当地老百姓，都是一项繁琐而且无法怠慢的差事。宜兴茶入贡，在当时茶史专著和诗文中也有较全面的反映。明代茶叶专家许次纾说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惟有武夷雨前最胜”（明许次纾《茶疏》产茶）。所谓“阳羡仅有其名”，指的是茶叶的质地，他认为宜兴茶不如“武夷雨前”、“建州茶”，但从他的表述方式上看，宜兴茶当时的地位并不差，否则他不必先“阳羡”再“建州”再“武夷”了。明代宜兴进士邵在《春山省茶》中云：“龙香漫挹芳园树，雀舌先抽谷雨芽。税户夜催温土坑，贡船明发候江沙。滥觞正苦权门牒，传语卢仝莫浪夸。”明代宜兴才子蒋如奇《阳羡茶泉》云：“贡题上品珍天府，锡卓芳流净戒台。自是荐新勤长吏，几人不道采茶回。”（转引自张志澄著《阳羡茶录》303页）。 

    由于茶叶已经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当时的朱明王朝见茶叶有利可图，就对茶叶的经销采取了更为完备的管理措施，专门在产茶区设立和完善了茶局和茶引所，也就是专门管理茶叶进贡、生产和征收茶叶税的机构。如宜兴史志载“茶局在县东南隅南察院左。宣德九年（明宣宗朱瞻基甲寅年，即1434年）令章惟澄建。每岁御茶于此修贡。今废，其故址尚存”（参见《万历志》卷二・公署、《雍正志》卷二・第16页）。茶局原址现已无从考证，但说起老城区内的“茶局巷”是宜兴人妇孺皆知的。茶局的作用是为“修贡”，实际上是办进贡手续的专门机构。茶局究竟始建于何时，仅从宜兴历代史志上难以详究，但从宜兴贡茶的历史看，最早可能是建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李栖筠出任常州太守期间，到明代万历十八年（1588年）前废止应是确实无误。除茶局外，明代还完善了对茶园生产和茶叶流通的管理机构，即设立了批验茶引所。“批验茶引所在张渚镇，元初设，时名茶园提领所。至国朝（明代）丁未年（1487年）大使项仲实重建，易今名。洪武间裁革，寻复设。嘉靖初（1522年）省入本镇巡司所。基鬻为民地”（参见《万历志》卷二・公署）。另载，明代宜兴县所有官员中，有“张渚批验茶引所大使一员，未入流，月俸米三石，副使一员”，从其俸禄看，茶引所大使相当于当时县衙的典史、训导、课税局大使等，比主薄、巡检低一等次（参见《万历志》卷三・禄秩）。明朝政府之所以重视加强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管理，目的就是增加这方面的税收。据史志载：永乐十年，所办“商税等项钱钞”一共是15514锭3贯，其中“茶株课钞6822锭740文”，“茶引钞974锭400文”；正统十三年，所办“各色课钞”一共是“17141锭1贯”，其中“茶课钞6122锭740文”，“本包茶叶18500斛，折钞1550锭”（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0页）。上述记载表明，明代宜兴茶叶税占当时所有税收的40%以上，成化十八年和嘉靖十六年的茶叶税负情形大体相当（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3页）。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入明以后，尽管宜兴贡茶的数量和品种逐步裁减，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这是当时政府对茶叶管理方式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宜兴茶农的负担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茶叶税成了当时宜兴的主要税收来源。 

    2、明代舨璧男似鸷鸵诵酥撇韫ひ毡涓铩Ｓ胩扑问逼谙啾龋明代对茶叶的爱好与饮茶习惯有了较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团茶演变成了散茶，煮茶演变成了泡茶，饮茶已经从宫廷贵族和士大夫的孺雅喜好变为普及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作为当时主要产茶区之一的宜兴，在茶叶生产和制作上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时期宜兴生产的名茶主要是一种叫“舨琛钡钠状茶，其产地主要集中在茗岭一带，和前朝有较大差别。明代许次纾云：“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近日所尚者，为长兴之罗簦疑即古人顾渚此笋也。介于山中谓之簦罗氏隐焉故名罗。然艄视惺处，今惟洞山**”（明许次纾《茶疏》产茶）。长兴罗艉鸵诵塑岭实是一山之南北，清代志书载：茗岭山“旧多茶，较离墨优胜，俗称庙前庙后茶者是也”（参见《雍正志》卷一・第5页）。《秩园杂佩》里也谈到了舨瑁骸把粝鄄枋种，粑最，羰种，庙后为最”（参见顾景舟著《宜兴紫砂珍赏》32页）。汪道会《和茅孝若试舨韪琛匪档降笔泵茶的时候云：“评者往往为吴兴，请卢淡穆有幽致。去年春尽客来泠，茅君遗我粢黄鳌８寄新篇赋舾瑁蝇头小书三百字。为言明月峡中生，洞山庙后皆其次。”说明当时宜兴洞山舨杌故乔指可数的名茶之一，明时在宜兴为官的熊飞有长篇诗歌《座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羝歌》中说到“闲煮惠泉烧柏子，梧风习习引轻裾。吁嗟!洞山羝不多得，任教茗战难相克”（参见《雍正志》卷十・第112页）。明代宜兴进士方逢时《宜兴八景诗・阳羡茶泉》云：“乘风便可游三岛，锡贡应先上九重。欲识山中清绝处，试将标品问卢仝”（参见《万历志》卷九・诗）。明代大才子文征明也有《桐城会宜兴王德昭为烹阳羡茶》诗云：“地炉相对两离离，旋洗沙瓶煮涧澌。邂逅高人自阳羡，淹留残夜品枪旗”（转引自顾景舟著《宜兴紫砂珍赏》）。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明代宜兴舨枘耸俏娜搜士们的心爱之物，在社会上的地位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宜兴山区的舨璧纳产和制作，源自浙江长兴罗粢淮，这种茶类似于今天的一种片茶，与原来的阳羡茶制作相差很远，制作程序复杂、要求较高，制成的茶叶色、香、味、形都比较讲究，从此，也基本形成了宜兴名茶的采摘和制作工艺。 

    3、清代宜兴茶叶进贡和终结。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中，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宜兴茶业也起起落落，在退出宫廷贡品序列的同时，也因战乱和社会动荡，逐步走向了低谷。在清初，清政府对宜兴贡茶是“本朝因之，贡芽茶一百斛。” 从中可以看出，清初贡茶数量十分有限的，同时清朝王室对历代以来形成的进贡惯例也进行了改革，对那种“自县启程，赴司府验明，候布政司拜表发解到部，例有定限”和“于里甲内签点，解户四名，遵限解交礼部，掣取批回”的办法，“国朝（清朝）革除民解，专委张渚、湖氵父巡司轮年领解。”（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3页）。说明清代的贡茶并不是由茶农“拜表进贡”，而变成了当地地方政府的一项公差。清代时期由于茶叶生产在全国的普及，先进的制茶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各地名茶不断涌现。清代到康雍乾时期，对贡茶已不再采取单一品种的专项进贡，而是凡“佳品皆贡”，例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苏州，就发现了当地的“吓煞人香”品质上层而名字欠雅，而赐名“碧螺春”，从此苏州洞庭碧螺春名满天下，年年进贡。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微服私访至杭州品尝到了龙井茶，特加封18棵茶树为“御茶”，从此西湖龙井声名鹊起，每年进贡剧增，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在宜兴所有志书中，到雍正四年（1726年）有“贡芽茶一百斛” （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2页）记载后，没有查找到其他有关贡茶记载，在嘉庆二年的《重刊荆溪县志》和光绪八年的《宜兴荆溪县新志》中有关宜兴茶叶税收的记载里，都明确说明有“额外芽茶一百斛，折价十六两（正银）”（参见《重刊荆溪县志》卷二・第13页，《光绪志》卷三・第21页），但都没有说这“一百斛”芽茶是做什么用的，只能说是一种实物税。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推知，极有可能是在“碧螺春”进贡以后，宜兴贡茶进一步裁减，到乾隆“恩宠”龙井茶后，宜兴茶就再也不需要进贡了。从唐代李栖筠守常州的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至大历二年(767年)左右，宜兴茶开始走进宫廷，到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宜兴茶走出宫廷，期间整整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为宜兴茶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在加重茶农负担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宜兴及周边地区茶叶种植技术的发展和制作工艺的提高，推动了茶叶经营和销售水平的整体提升，使宜兴南部山区形成了经久不衰了传世产业。 

    4、清代宜兴茶业发展概貌。据史志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宜兴有“山竹茶地共462顷9亩6分”，到清代顺治初年有茶地2525.77亩，康熙五年新增茶地568.98亩（参见《雍正志》卷三・第13页、16页、17页）。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宜兴茶地损失惨重，道光年间的约3000亩茶园，到光绪六年（1880年）已不到500亩了（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1页），太平天国以后，宜兴茶叶种植和经营逐渐恢复，直到清光绪后期，宜兴茶叶年产量仍保持2000余吨（ 参见1990年《宜兴县志》第186页），可见明清时期宜兴已有成片的茶园，茶叶生产和经营逐渐成为南部山区的特色，成为山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和前朝一样，清代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强对茶叶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的税收管理，延用并进一步加强了“茶引所”的管理力度，在张渚茶引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湖氵父茶引所。雍正初“岁征茶引纸钞银，张渚司引银30两7钱7分4厘、湖氵父司引银4两”（参见《雍正志》卷三・第53页）。嘉庆两年“额设茶引正银24两7钱7分，张渚司办正银20两7钱7分，湖氵父司办正银4两”（参见《重刊荆溪县志》卷二・第13页），这个数字直至光绪年间一直没有改变（参见《光绪志》卷三・第21页）。 

    和明代相似，清代宜兴所产的名茶主要还是舨瑁这种茶在文人中间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如冒襄，也就是风流才子冒辟疆在其茶叶专著中《舨杌愠》说道：“棋盘顶、乌纱顶、雄鹅头、茗岭，皆产茶地，诸地有老柯（棵）嫩柯（棵），惟老庙后无二，梗叶丛密，香不外散，称为上品也”，“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淡，具芝兰金石之性。十五年以为恒”（参见清冒襄《舨杌愠》）。从中我们可以知晓，清代宜兴所产名茶和明代没有多大变化。清代宜兴籍著名词人陈维崧在其《双溪竹枝词》中也有对家乡三春摘茶的生动描述：“最难忘处三春事， 杨柳参差蝴蝶忙。摘蕙满山裙带绿， 焙茶十里水泉香”（参见《雍正志》卷十・第152页）。宜兴进士卢士登《阳羡茶泉》云：“品合中泠美，姿分上贡馨。盈盈常不溢，源远自通灵。”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宜兴茶园和宜兴名茶在文人心目中是那么的美丽和可爱。当时在宜兴县衙任职的宜兴文人任绳隗在其《庵画溪茶舍诗》在描绘宜兴旧茶区时写道：“画溪山中万木秋，画溪渡口茶之邱。茶溪左右有草庐，一椽错落临汀洲。荒郊莽荡走狐兔，石栋屈曲盘龙虬……山僧春笼手自携，刺史风流今在否？”（参见《雍正志》卷九・第7页）这首诗明显表明了作者对往日繁华的追忆，同时更表达了对他当时茶区日渐衰落的无奈，也许这也正是对宜兴千年贡茶历史的最确切的咏叹。 

    五、清末民初宜兴茶业的再起落 

    清代后期，由于时局动荡，战乱并发，宜兴茶园损失巨大，到清宣统初，宜兴仅存茶地四顷九十六亩（参见《光宣宜荆续志》卷三・赋税），清末，革故维新的思想鼓舞了不少有识之士，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从事着实业救国的宏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宜兴名流李逢庆、徐翰淦等创办了阳羡垦牧树艺公司，时“招股设立资本五万圆，契买民山八千余亩，山田一百余亩，湖氵父沙滩房屋基地十八亩建造总厂，遣客民栽植松竹茶桑等树，兼及播谷莳芋、畜彘牧羊各事。总局附设宜荆商会，分所设湖氵父镇。是时创办实业，备极艰辛，董其事者，为经理李逢庆为最”（参见《光宣宜荆续志》卷六・公司）。据原宜兴县政协副主席、茶叶专家张志澄说该公司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1页），似无确实依据。而近年宜兴县志载“宣统元年（1909年）宜兴善卷沈云山等地方绅士16人发起组织了阳羡垦牧树艺公司，地点在现在的宜兴林场附近，呈报当时的农工商部批准备案，于民国26年解散”（ 参见1990年《宜兴县志》第192页）。这一记载不知源出于何。阳羡垦牧树艺公司是我国最早的民营茶业之一，可惜时局多变，未能巩固发展。民国初，宜兴南部山区仍有一定数量的茶叶生产，常年产量约在150吨左右（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2页），还不到光绪年间的十分之一。当时茶叶产量尽管较低，但所生产的雨前“雀舌茶”质量上乘，在民国四年，茗岭、湖氵父、张渚茶农戴长卿、洪顺元、戴骐所制雨前雀舌茶曾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 参见1990年《宜兴县志》第188页）。 

    到抗日战争前，当时的宜兴农业学校在现在的江苏省芙蓉茶场附近，创办了实习农场，其中种植了百余亩茶园，这是现在芙蓉茶场的前身。当时，宜兴茶叶总产量约为370多吨，产地除传统茶区外，已有所扩展。茶叶品种以绿茶为主，同时生产少量的没有品牌的红茶（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2、13页）。到抗日战争后，宜兴茶地锐减，常年产量约在150吨左右（ 参见1990年《宜兴县志》第188页）。其中主要原因是山区茶农为维持生计，毁茶园而种植山芋等作物。民国间，茶叶的经销主要是有专门的茶行完成。抗战前，宜兴湖氵父、张渚、宜城、和桥等镇分别设有较大规模的茶行，其中宜兴城南的宏圣昌为**，抗战后仅存宜城两家茶行和三家规模很小的茶叶店。茶叶一般都是季节性交易，再加上这些茶行自身资本很小，故他们常为外地客商代为收购，再利用一些惯用伎俩，在盘剥本地茶农的同时期，赚取外地客商的差价，所以茶叶行的效益还是比较大的（参见张志澄著《阳羡茶录》14、15页）。经过战乱和动荡，宜兴茶叶生产和销售的这种相对萧条局面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